說起台灣的低薪高工時，大家都會想到種種樣板詞彙：剝削、血汗。但是如何剝削？怎麼血汗？這就得要細細考察我們的社會體制裡，是不是允許有些人不勞而獲，剝削其他人努力工作的成果。也就是說，要找出偷吃乳酪的人在哪裡？憑什麼敢偷吃？才能拆解允許剝削存在的制度。我先賣個關子，談談日月潭茶葉蛋的故事。
說起日月潭，許多人都知道玄光寺碼頭有間阿婆茶葉蛋。玄光寺碼頭是遊湖的必經景點，小攤販地處要津，日月潭遊客絡繹不絕，往往要排上十幾分鐘才能買到。奇妙的是，在這間小攤旁邊，卻沒有其他人在做生意。大家都知道人潮就是錢潮，怎麼會沒有人來跟阿婆搶生意呢？
再看看幾里之遙外，玄奘紀念館外也有間阿婆茶葉蛋，生意就沒那麼興隆。同樣叫阿婆茶葉蛋，口味好壞見仁見智，但排隊的時間肯定是能省下來的。因為旁邊多的是其他商家，遊客走兩步就有其他選擇，何必要為了顆茶葉蛋折騰自己呢？
這就帶出來一個問題：為什麼玄光寺的阿婆茶葉蛋，能夠免於競爭？原來該區是國有土地，依法是不能擺攤的。過去有許多人衝著遊客人潮，在當地擺攤做生意。但只有鄒女士的阿婆茶葉蛋，得到蔣經國的特許，從此免於警方取締，可以「合法地做違法生意」。這就是所謂的行政壟斷生意：由公權力保護特定廠商，讓它可以免於競爭、開心大發財。
阿婆茶葉蛋壟斷的還只是玄光寺那一塊地方，雖然地處要津，但是遊客還可以選擇從外面帶東西進去。如果壟斷的範圍是整個行業，甚至整個國家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理清楚這個問題，我們就能夠回答開頭的提問：是誰偷吃了你的乳酪？他憑藉的又是什麼？為此，我今天想跟大家談談一部法規：工業團體法。
話說工業團體法
工業團體法的制定，是在老蔣晚年（1974），至今四十多年似乎沒有調整過，陳舊過時可想而知。怎麼個陳舊法呢？用一句話來說：就是政府事事要管、草民先奏後行的威權思維。
工業團體法，規範的是業者組成的產業公會。照理來說，公會的意義在於產業自律，應該屬於憲法保障的人民結社自由。但是整部工業團體法看下來，業者要不要加入公會？政府說不加入就勒令停業（強制入會）；業者能不能自組公會？政府規定一個地區只能有一個公會（一區一會）；公會可不可以設立辦事處？章程能不能這樣訂？會費能不能這樣收？通通要看政府批准。這樣的工業團體法，完全把公會當成政府手中的傀儡絲，用來操縱業者的一舉一動，說好的結社自由當然就成了笑話。
威權時代，政府想要握有權柄可以指揮各行各業，這是可想而知。但是民主時代講究憲政制衡，這種把公民當成棋子、令行禁止的盤算，就顯得非常狂妄，而且後患無窮。比方強制入會和一區一會的規範，兩者組合起來，就打造出一門行政壟斷的生意：吃定其他業者非得加入公會，於是率先申請公會。反正只要成立公會，在當地的同業當中，就能免於競爭，接下來就可以安坐山頭收會費了。
正是因此，我們會看到同一群人在同一天、同一地址，連續申請成立6個公會的古怪狀況。照理來說，申請公會也要花費心力，人們怎麼會沒事找事做，接連申請6個公會呢？理由只有一個：有利可圖。只要數贏人頭，就算是空殼公司也可以透過公會控制上市公司，坐收會費年費。正是工業團體法的威權思維，造就這種「光是成立公會，就會有利可圖」的局面，給正派業者留了個大坑、給有心業者開了個後門。
任何正常的生意，只要有利可圖，就會有人進場競爭。但是一區一會的規範，替既有公會排除了競爭，使得「公會會員資格」的供給變得不自由。任何正常的需求，只要覺得不划算，人們大可選擇不買單。但是強制入會的規範，逼得業者非得加入公會不可，使得「公會會員資格」的需求變得不自由。
供給和需求都不自由，正常的價格機制就會完全癱瘓，得要透過行政管制來調整，會費年費才不至於變成無限上綱的保護費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過去的工業團體法雖然充滿威權心態、事事要管，但邏輯還是前後一致的：政府雖然逼買限賣、兩頭管制，但也要把價格管起來。反過來說，如果維持逼買限賣的兩頭管制，卻放寬價格管制的話呢？我們還有什麼機制來制衡公會的權力，保護會員的權益呢？而這麼古怪的制度設計，卻已經是台灣的現實。
簽署兩公約後的修法爭議
自從2009年國際人權兩公約施行法頒布之後，行政院針對既有的法規進行了盤點，其中也包括工業團體法。在2011年，由法務部舉辦了「法規是否符合兩公約？」的系列會議，僅僅針對工業團體法，就提出整整11條條文，是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：「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……除依法律之規定，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、公共秩序、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、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。」
這11條包括了什麼呢？幾乎前面說到的所有管制都在其中，唯獨強制入會一條，基於種種考量而沒有徹底否定（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第七次複審會議的記錄）。僅只針對兼營兩業以上的業者，放寬為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公會加入，而不是強制業者要加入兼營的所有公會。至於一區一會、章程會費要經政府核定的規範，都被點名是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應該要回歸人民的結社自由、尊重公會的私法自治。
經過會議討論之後，內政部提出相應的修法版本，放寬各種規範。用前面的供需框架來說，就是建立一個需求雖然不是完全自由（維持強制入會）、但是自由開放供給（廢除一區一會）的「公會會員資格」市場。這樣一來，競爭機制才能起作用，放寬價格管制才不會出問題。
麻煩的是，行政院拿這份草案徵詢意見的時候，馬上激發了既有公會的反彈。尤其是廢除一區一會，更是眾矢之的。反對的說詞當然都很高大上：廢除一區一會缺乏代表性啦，公會也有認真為會員服務啦，政策溝通需要單一窗口啦。反而是對於其他的放寬管制，既有公會卻沒什麼意見。行政院面對「民意」反彈，只好摸摸鼻子，送了維持一區一會的修法版本進國會。
這樣一來，原本修法的美意就蕩然無存，變成維持逼買限賣的兩頭管制，卻放寬價格管制的半套改革。鞏固了公會的行政壟斷生意，政府卻連干涉會費的機會都沒有，逼得會員只能在公會內部競爭，取得公會主導權，才可能保護自己的權益。但要在既有的組織當中取得主導權，談何容易？新業者拚生意都來不及，還要跟舊業者搞政治，又要浪費多少時間心力？
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工業團體法修正案在上屆國會並沒有完成三讀，如今還有機會重來。但是工業團體法的雙胞胎兄弟，商業團體法，卻已經被上屆國會修成這個古怪的模樣：既有公會靠著一區一會和強制入會的規定，吃定新興業者，政府卻無法可管。這就是台灣社會的古怪現實。
所以，誰偷吃了你的乳酪？
回到文章一開始的問題：誰偷吃了你的乳酪？我們不妨思索一下，在這樣的工、商業團體法框架下，真正受傷害的會是誰？誰會從中得利？認真做生意的人會倒楣，有心搞政治的人會得利；新進業者會倒楣，掌握既有公會的業者會得利；傳統悠久的行業還可以期待公會內部的制衡，初具規模的新興行業更容易被卡位收保護費。
這一切都指向了世代問題：新進的業者被既有公會系統性地剝削，認真工作卻要向上輸捐，自然就形成壓抑創新、打擊年輕世代的社會結構。我進入國會，是立志打造讓年輕人感到有希望的環境。在工商業團體法的行政壟斷下，企業家賺的錢還要拿去奉養公會大老，年輕人怎麼可能有希望？大家花力氣在卡位、搞政治的尋租生意，卻不專注在提升品質效率的正經生意，低薪高工時的困境怎麼可能改變？
所以我甘冒大不諱，把當初內政部提出的工業團體法全套改革版本，重新連署送案。裡頭當然包括廢除一區一會限制的關鍵條文，要開放「公會會員資格」的自由供給，讓公會之間的競爭來約束公會的權力、保障會員的權益。可想而知，這樣的修法會激發既有公會的反彈，政院和國會也難免偏聽偏信，受到公會代表的影響。
這正反映出一區一會規範造成的政治困境：政治人物蒐集意見的管道被單一公會壟斷，反而聽不到多樣的、跨世代的聲音；或者更直接一點，政黨或政治人物要是得罪既有公會，等於在跟自己的政治獻金過不去。公會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的利益綁在一起，誰還敢談公會改革？
但是，開放業者另組公會，才能迫使我們走出舒適圈、聆聽多元的意見。拆解公會體系的行政壟斷，才能解放年輕世代的創意和活力。這才是民主時代，政治人物應有的擔當。更何況這樣的剝削，不只存在於工商業團體法當中，在律師公會也有類似的爭議。離題太遠，按下不表。正因為這樣的壟斷所在多有，我深切期望政院和國會的同仁，能支持真正的工商業團體法改革，讓公會自律回歸人民結社的憲法權利，不要再淪為有心人剝削年輕世代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