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十月底，國會三讀通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，將戒嚴時期「防外如防賊」的簽證、居留規範，重新盤點放寬。回想起去年三月，初辦公聽會以來的紛紛擾擾，竟然有點美夢成真、恍若隔世的感覺。
但現實是很殘酷的，世界各國都在加速快跑，我們也不能停下腳步。畢竟簽證、居留的正常化（對不起，我實在不好意思說是優惠），甚至租稅的誘因，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。我們還是得問自己：「外籍人才專法通過了，然後呢？」
正好上個月20號，洛桑學院發布了2017IMD世界人才報告。我們雖然不用迷信國際評比，盲目隨之起舞，但能透過別人的眼睛來看看自己的長短，不失為一個切入點。
拆解IMD世界人才報告
也別總是報憂不報喜，好像我很愛唱衰台灣似的。報告當中，台灣在63個受評比國家裡，名列23，也算是中段偏前。在亞洲國家當中，更是僅次於香港(12)、新加坡(13)，排名第三。反超崛起中的馬來西亞(28)，持續領先日(31)、韓(39)（展元兄請高興一分鐘），甚至是被捧上天的中國(40)。我們不必過度悲觀，但還是要不斷精進。
好話說完了，接下來看看評比的細節。
馬上映入眼簾的弱項，是教育預算對GDP的佔比，僅佔3.8%，排行46。緊接著是中等教育的師生比，一位教師對14.6位學生，排行45。看到這樣的數字，我們很容易得到一個衝動的結論：「應該要擴大教育的公共投資」。可惜，事情或許沒有這麼簡單。
首先是財源問題。政府要擴大教育預算，回頭還是得找納稅人要錢。而一旦找納稅人加稅，馬上就會又會增加有效個人所得稅率，而這恰好是台灣在人才報告中的優勢項目。畢竟人才、資金的跨國流動是很現實的，收入、稅金、前景、環境的算盤打一打，一個地方不划算，往另一個地方跑就是了。我們財委會談起稅改這麼小心翼翼，就是知道貿然加稅，不只會造成輿論反彈，還會激發人們用腳投票。
那先不談加稅，能不能從資源分配來下手呢？我會說，空間真的很有限。社會各界對政府有各種期待，少子化了說要擴大公托、高齡化了說要擴大長照、城鄉差距大了要加強基礎建設。我不是說這些事情不該做、不要做，但資源畢竟有限，不可能各種需求都照單全收。
也許有人會說，即使資源有限，教育畢竟是百年大計。教育很重要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獨眼龍也知道。但到底有多重要，現實中還是得定個數。現行法規中，教育預算佔比是有法定下限的，前年才從22.5%調升到23%，家長老師馬上又說應該調到23.5%。夠不夠高，也許還是見仁見智，但是一路狂加，也會引發問題。
比方說，前瞻基礎建設為什麼要編列特別預算？其中一個理由，就是預算調配的空間，受到這條法定下限的牽制。要在基礎建設編列更多預算，教育預算也得跟著提高，整體預算才能合法編製。法條的初衷當然很好，是想要「確保教育得到足夠的重視」。但標準拉高也會壓縮施政的彈性，導致編列作業上的扭曲，終究是過猶不及的事情。
政府投資不是萬靈丹
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看看，我們教育預算對GDP的佔比雖然偏低，但是教育的成果如何呢？是不是公共投資不夠，成果就一蹋糊塗？教育的成果，主要反映在「人才準備度」(Readiness)這個指標。從人才準備度的各個細項表現來看，我國五個優勢項目有三項就在其中：對科學的重視、對外國學生的吸引力、PISA的測驗結果，表現都很好。連常常為人詬病的學用落差，看看「教育系統」(21)、「大學教育」(31)、「管理教育」(29)這幾個細項，表現雖不是優勢項目，但2、30上下的排名，也不至於是扯後腿的罪魁禍首。
這就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，難道教育這回事，不是這麼簡單的種瓜得瓜，政府投資越多、越重視，成果就會越好？如果我們把教育預算佔比的排名作為橫軸，把人才準備度的排名作為縱軸，把所有接受評比的國家整片撒開。根據投資越多、成果越好的預期，我們應該會得到一張正相關的散佈圖。但實際的圖卻是長這樣：
這張圖顯然跟我們預期的結果，有相當大的落差：政府的投資和重視，不足以保證教育的成果。這再次挫折了「擴大教育的公共投資」這個看似符合直覺的解決方案，我們在人才準備度各細項的評比表現，顯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在支撐，不盡然受制於教育預算的短少。是不是一定要不計代價，擴大教育的公共投資來追逐評比數字，我想是可以斟酌的。
給數據分析狂的你：在教育投資與人才準備度的關聯性方面，在95%的信賴區間下，兩者的pearson相關係數為0.146(p=0.128)，未達顯著相關。而線性迴歸分析的結果，同樣顯示各國的教育投資對於提升人才準備度的影響效果未達顯著(p=0.257)。
但是招攬及留住人才(Appeal)的細項當中，「人才外流」(Brain Drain)和「對外籍高階人才的吸引力」這兩個弱項，還是很刺眼地晾在那裏。對比之下，物超所值的教育成果，反而成了個莫大的諷刺：昭示著我們很會培養人才，但既留不住人才、也挖不到人才。怎麼辦？
屋子裡的大象？
大家可能覺得，我好像一直擺著屋子裡的大象不提：「就台灣都慣老闆呀！」、「低薪高工時的鬼島，誰要來！」評比中排序偏低的「企業重視留才程度」（38），似乎也在呼應這頭大象。但是做為政治人物，我得認清自己的侷限、盡好自己的本分，不能就這樣把責任都推給企業家。
認清自己的侷限，是知道工資和勞動條件，終究是社會上複雜多樣經濟活動的結果。光靠著法規禁令，來禁絕種種我們不樂見的現象，不但沒辦法真正「保障」那些最邊緣、最脆弱的勞工，反而會適得其反。
這陣子賴院長冒著政治自殺的風險，也要鬆綁去年一例一休修法後窒礙難行的規範。正是因為我們身為政治工作者，必須認清政治力的侷限，去尊重、理解那些不足與外人道的彈性背後，是太多的不得已。不能妄自尊大地以為台灣是我們的棋盤、人民是我們的棋子，只要一聲令下就能令行禁止，把世界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。
盡好自己的本分，是面對既有法規對人才的重重束縛。我長期關注數位經濟、國際化和地方創生議題，因為善用人機協作來提高生產效率、對接國際市場促進貿易、推動在地服務業的多樣創新和體驗升級，才是一方面能改善勞動條件，同時又發展細緻分工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方向。
但是在台灣，人才想要創新卻沒有這麼容易。既有的規範和業者利益、主管機關怕事的官僚習氣、民間對政府求全責備的文化，在在讓人才無法揮灑。有點想法的創業家，總擔心自己會不會違法；滿懷熱情想要回鄉打造優質旅遊體驗的年輕人，一個接一個被罰倒。讓這種情況發生，是我身為政治人物的失職，是政府該深刻反省的痛腳。
政府的責任，是讓人才得以施展
正因為不想要這種情況一再重演，所以我持續關注法規調適的問題。包括推動金融創新實驗條例，把金融服務從銀行的禁臠中解放出來；推動外籍人才專法，讓外國朋友來台更便利；推動發展觀光條例的修正，讓觀光業的規範更務實可行。都是希望讓人才來到台灣，有空間施展所長，展現出真正的價值。如果經營得綁手綁腳，天下之大，人才又何必將就呢？
而接下來最關鍵的法案，莫過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修正。正在研擬的大幅修正案當中，將要正式開拓出非金融創新實驗的法律空間。既有的法規調適機制，不論是國發會的數位經濟法規調適，或者中企處的創新法規沙盒，都還只是諮詢、討論性質，最多蒐集了意見回頭研擬調整。沒調整以前，既有規範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
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中的創新法規沙盒，則是參考日本的法例，讓企業能在限制的規模、方式和空間範圍內，先做起來再說。讓馬兒先跑跑看，法令規範再跟上。我們想要讓人才願意來到台灣，就必須為他們準備好揮灑的舞台。這是我身為政治人物的本分，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。
也許有的人會說，台灣創新能量不夠、企業文化落伍、老闆心態傲慢、消費者愛貪便宜，法規就算有空間，人才也施展不開來。我也同意，這的確是部分的事實。但我做為政治人物，我會做好我的本分；其他的拼圖，需要大家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各自努力。只有公私部門同心協力，才可能成就一個更好的台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