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金改革的議題，不論談所得替代率、負擔率、退休時間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分配問題。而分配這回事最令人為難的，就是它是個零和遊戲。有人要多領、總得有人少領；有人想少繳、總得有人多繳。
年金改革固然是燃眉之急，非得解決不可，但退一步看，面對政府的財政壓力，如果我們總是在分配的圈圈裡打轉，終究是個死局。
如何走出這個死局？我們不能把眼光都擺在政府預算的分配上頭，東挪一塊、西挖一勺，想要政府來討好、滿足所有人的期待。這是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大政府思維遺毒。
進入民主時代，我們應該要調整對政府的期待。不是期待政府用政策資源來解決所有問題，而是要善用政策槓桿啟動民間的活力，讓公民自發組織、互惠交易，來協助彼此解決問題。所以我常說：民主時代，我們要有大公民思維。
正是順應著這樣的思維，在日前的總質詢當中，我針對所得稅，提出「長照險扣除額」的概念。怎麼說呢？讓我先賣個關子，談談德國的廁所。
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但商業模式千變萬化
說到歐洲的廁所，大家的印象都是一板一眼的「使用者付費」。這事情好像理所當然，興建、維修、清潔，都要用人力、花資源來處理。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使用者付費好像就是必然的出路。在台灣，我們也不時聽到有人主張使用者付費，好像這樣才是進步。
可是在德國，這種使用者付費的模式，開始有了改變。大量美侖美奐的公廁，免費讓人使用，而且還非常整潔、用品一應俱全。如果在台灣，這肯定是政府花了大把預算，才能維持免費開放。可是在德國，政府一毛錢也沒出，經營這些公廁的，居然是私人公司。而且這家瓦爾公司，每年還靠這些公廁賺進大把鈔票。這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？
說穿了其實不稀奇，瓦爾公司標下公廁經營權之後，先是投資在設計和使用者體驗上，把公廁變成很潮的事情，甚至成為觀光景點。有了流量之後，回頭再向大廠商兜售廣告版位，從外壁、內牆、衛生紙，無一不賣。甚至和電信公司、周圍餐廳合作，幫忙宣傳賺回扣。儼然把線上免費的商業模式，搬到了現實生活當中。
退一步看。使用廁所的人們，雖然沒為廁所掏錢，但是出賣了他們的注意力和潛在消費力；廠商也不是冤大頭，歡歡喜喜掏出大把鈔票，是衝著更多的商機。而瓦爾公司居中穿針引線，靠著媒合雙方的供需，每年賺進三千萬歐元。這不是什麼免費午餐的奇蹟，而是精打細算的商業模式創新。
商業模式組合的千變萬化，是習慣一板一眼的政府難以企及的。如果以台灣習慣的思維來看，人民想要時尚整潔的廁所，就要政府花錢來做。政府編列預算，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回頭又要跟人民追稅。
別以為廁所不花錢，據北市公園管理處估計，光是台北市列管的174座公園廁所，每年的清潔修繕費用就高達8,700萬元。這還不算興建費用，更別提全台灣由政府負責維護的廁所，足足有上萬間之譜。龐大的公共支出，回頭就是龐大的稅金需求。但誰喜歡繳稅呢？各種合法避稅、非法逃稅，官民之間充滿猜忌，整個社會白費力氣。相形之下，德國模式的各個環節，大家都是攤開來談價碼，你情我願的互惠交易，節省多少諜對諜的白功，可想而知。
花錢有種花法，叫「沒收進來卻花出去」
德國模式給我們的啟示是，政府想要做事，不一定只能把錢收進來再花出去，也可以從頭到尾不靠收稅，只用槓桿、施巧力，啟動民間的互惠交易，目的照樣可以達成。
在這個例子裡，德國政府施的巧力就是：授予瓦爾公司夠大的經營空間，讓它能發展模式創新。如果當初政府不讓賣廣告、不讓營利，看到有人賺錢就趕緊打壓，瓦爾公司縱有翻天的本事，也變不出把戲來。
有了這層認知，回過頭，我們來談談「長照險扣除額」這回事。如同前面所說：政府想要做事，不一定只能把錢收進來再花出去。政府花錢的方式，也有一種花法，叫「沒收進來卻花出去」。長照險扣除額，正是這個道理。
大家都知道，伴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，長照需求將成為沉重的負擔。而政府提供長照服務，又會形成龐大財政壓力，不可能無遠弗屆。如果走全民強制納保的社會保險路線，難免受限於政府規劃、核可的長照服務模式，缺乏了創新需要的空間和彈性。何況全民健保和四大年金的殷鑑不遠，強推社會保險，終究是飲酖止渴。
這時候，用商業保險更具彈性的直接給付，來分攤公共長照服務的壓力，就成為一個可能的方向。因為是直接給付金錢，不會受限於政府規劃、核可的長照服務模式。民間就有更大的空間，來發展各種交易、解決彼此的問題。
所以，我提出長照險扣除額，用稅賦減免來鼓勵民間加入商業長照險，既提高整體社會的長照安全網，也分攤彼此的風險。這就是我所謂「沒收進來卻花出來」的花法。而這種花法，因為留富於民，比政府先收進來再花出去，有更大的空間能發揮。此外，商業的保險理賠金比較不會綁定用途，民眾更可享受其所帶來的彈性、效率和創新，也解決政府稅金支出往往綁定項目所造成的問題。
畢竟我們怎麼知道，將來的長照需求，會不會催生出台灣的瓦爾公司，找出一個羊毛出在狼身上的創新模式，讓企業心甘情願掏錢買單呢？
大公民，要做自己的CEO
這也正是我在質詢中，拿CFO（財務長）的三層境界和林全院長討論，背後的深意。最高境界的財務長，不只能看到收進來再花出去的錢，還要能看到那些不在帳上的價值，進而用不收之收、不花之花的政策槓桿，來創造價值。
能夠做到這點，財務長就不只是財務長，而是有CEO（執行長）格局的CFO。從CFO到CEO，中間這一筆的差距，就在於有沒有善用一枝政策槓桿，在預算、計畫之外，調動廣袤的民間能量。或者至少，費盡心思去找到那枝槓桿，而不是什麼事情都想自己扛起來做。
反過來說，這正是文章開頭，我認為我們應該調整對政府期待的地方。真正能解決問題的，不是無所不能的大政府，而是所有公民對社會、對自己、對周遭的人，一份更深刻的承擔。是更多人像瓦爾那樣，善用自由發展互惠合作，締造出多贏局面。
因為人們才是自己生命的CEO，才是國家的主體。政策規範只是架構屋子的牆壁，人們自由發揮的空間，才是規範存在的理由。惟有我們不再只盯著政府資源分配，希望它作這作那，能回頭看到自己的能耐。未來才不會是你死我活、只談分配的零和世界，而是透過互惠合作，建構出的多贏未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