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社會企業入公司法」近日來躍上媒體版面，引發眾人的關注。社會企業是否立專法的討論，對很多社會企業家來說並不陌生，早在行政院2014年推動「社會企業行動方案」之前，就已經有一波討論。本次「社會企業入法」議題伴隨著公司法大幅翻修，又引發眾人關注，以「社會使命型公司（兼益公司）」之名，再度開啓社會企業是否立專法的論辯。

為因應社會、經濟的改變，以及發展新創和產業創新需求，台灣現行公司法也到了全面檢視和翻新的時候了。2016年2月，由產官學共同組成的「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」以鬆綁管制為大方向，提出了厚厚兩大本的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。其中有關社會企業部分，開宗明義便指出，將放寬公司法第1條規定，令公司得同時追求「營利」以外之其他社會或公益目的，以及修正公司法第23條使負責人得考慮利害關係人利益，使公司不以獲利最大化為唯一設立目的。並新增「社企型公司（兼益公司）」專章（節），以鼓勵社會使命型公司發展。

何謂兼益公司？兼益公司乃是在公司類型上新增一種「鎖定社會使命並容許利潤分配之公司」，其名源自於G8於2014年公布的「兼益企業（profit-with-purpose business）」報告，為最低密度規範以確保公司對社會使命的維繫。修法委員會指出，該種公司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有三：具有社會目的、負責人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義務，以及資訊揭露報告。

上述議題皆已放上vTaiwan平台，進入廣徵意見的階段。同時我也邀請修法委員會的老師、唐鳳政委辦公室、社會企業家以及相關政府部會官員，開過一場焦點座談會，討論該議題，並也一一拜訪社企、倡議者與實務工作者。蒐集了諸多意見後，我在此提出幾點觀察，希望能促成更多的討論。

「兼益公司」之名恐混淆對社會企業的認知
第一個疑問在於，兼益公司這個詞非常新穎，對很多人來說是第一次接觸。根據修法委員會的說法，名為兼益公司，即是鼓勵公司在追求營利的同時，也可以「同時兼顧」營利以外的一般社會或公共利益。然而不少社會企業家並不認同，一來大眾對兼益公司這個新名詞不熟悉，不知其內容，也難以信賴；二來其概念和大家所認知的社會企業定義相似，可能會將兼益公司與社會企業混淆。

修法委員會強調兼益公司可與國際接軌，然而事實上，社會企業（Social Enterprise）才是在國際社會上眾所皆知的詞彙，再創兼益公司一詞，並賦予其與社會企業相當類似的含義，恐怕未來得花更多的心力去推廣、解釋。

再者，民間也有許多人質疑，兼益公司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差異為何。根據櫃買中心的定義，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（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, CSR）意指企業在創造利潤、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，還要承擔對員工、對社會和環境的社會責任。至於兼益公司，則是指公司在追求營利的同時，可以「兼顧」一般社會或公共利益。

單就上述名詞解釋來看，兩者在公共利益著重的比例不同。然而前提是，兼益公司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來證明它可以兼顧社會使命，也就是說如何定義其具有社會目的、負責人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義務，以及充分的資訊揭露報告，將變得非常重要。然而目前在「兼益公司」相關的研究報告當中，許多執行細節都還有待討論，比如揭露報告的內容應包含何物、是否使用第三方標準，又如社會目的是否經第三方標準定義，以及是否具備公司轉換機制等。

若以上這些要素都不完善，「兼益公司」恐將比「企業社會責任」來得不嚴謹，這樣又如何說服大眾兼益公司可以兼顧社會使命？

兼益公司專章是否切合台灣現況？
此外，所有法案的新增與否，應當回到每個國家的文化與發展脈絡進行分析，同時應對現有與社企發展相關之法規，如非營利組織相關法令規範，進行整理與歸納，而非參照外國立法的片段內容便提出法案的制定。

歐洲國家擁有豐厚的社會經濟傳統，其社會企業自1970－1980年代發展，也是一直到近年才開始進行社會企業立法。台灣社會企業發展尚淺，社會經濟的底蘊不夠厚實，相關討論也還不足，社會經濟的發展機制也不健全，若在此階段強以法律明文定義，恐將限制社會企業發展。

韓國於2007年頒布「社企促進法」（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），以促進弱勢就業作為考核認證，然而立法後立即面臨因定義過於狹隘，社會企業多樣性降低的情況。2012年韓國政府針對定義狹隘的問題，又頒布另一條「合作社架構法」（Framework Act on Cooperatives），將合作社納入，近年則開始討論是否納入扶貧、降低犯罪、教育、照護服務等範疇。

然而仍有不少社企為取得官方資助，刻意順應法條內容，使得韓國社企缺乏多元面貌，幾乎都是聘雇弱勢就業；且超過八成社企沒有盈餘，一旦失去政府的補貼，恐怕難以生存。從韓國社企發展的脈絡可知，太早以法律定義社會企業，將可能造成錨定效應（Anchoring Effect），過度擠壓既有的資源，影響社企多元發展，事後只能透過繁複的修法過程放寬對社會企業的箝制。

韓國的例子值得借鏡。反過來我們也得思索，現在是否是台灣立兼益公司專章的最佳時機？如果我們在準備不周全的情況下急著立法，接連著可能導致資源與政策的錯誤投入。等真正立法的時機到來，社會企業的發展恐已脫離原先的發展軌道，而錯誤導入的資源也難以收回。

兼益公司專章可以解決社企籌資的問題？
有人認為社企籌募資金，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，所以很難向投資人說清楚，如果有一套專法、專章給予社企一個法律位階，解釋上會方便很多。不可否認，社企籌資在台灣遇到許多困難，但這真的是一套法律就可以解決的嗎？沒有法律位階，就募不到資金嗎？答案當然是未必。

當社會使命與社會影響力明確時，在台灣還是可以找到資助者的，像是發展小林村的2021社會企業、照顧弱勢兒童的小草書屋、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的光原社企、或是做老人與身障者接送的多扶等。事實上，台灣目前社企型的企業，大部份還處在摸索商業模式以支持社會使命的階段，以「從零到一」來說，到一的階段少，有些甚至還在種子期，與其說他們是社會企業家，不如說是社會創新者。此外，社企營銷還遇有消費者文化的問題，台灣倫理消費的文化依然不振，連帶影響社企發展的速度。而在連一般創業募資都困難的情況下，社企當然也不例外。

事實上，社企所需要的發展資金，絕非一般的投資資金，投資資金通常還是帶著要獲利、要出場、要擴大等等的目的。而社企的擴大，不一定是規模擴大，而是社會影響力的擴大，通常資助者也需要更長的時間，才能將投資的金額拿回。基於此，歐盟的社會企業白皮書，詳細地盤點了社會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，規劃了不同的金融工具，像是種子期的社會創新基金、用於擴大規模的社會影響力基金、幫助非營利組織發展商業機制的能力建構基金、私部門的公益創投、擴大社會參與的社會影響力債券。

然而，台灣目前社企推動的現況，並未明顯的區別社會企業創業階段、也未健全社會創新機制，只要創業，儘管還沒有做出社會影響力，一律冠上社會企業之名，這樣的包袱是不是有點沈重？再者，根據閉鎖型公司專章，對於企業的社會使命等各種定義，都可以本著契約自主與尊重創辦人的精神，訂在公司章程裡。最後，要解決社企資金需求問題，重點在於健全社會企業發展過程的融資籌資管道與工具，其次在降低市場進入的門檻，提高消費市場的倫理消費文化。

修改公司法還需有配套措施
從上述可知，要在公司法中新增兼益公司專章，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地方。至於要在現有的公司法中修改第1條及第23條，明訂公司得同時追求營利以外之其他社會或公益目的，我認為這樣的想法非常進步，也值得鼓勵，但若缺乏配套措施，恐怕也只是將社企推到另一個窘境。

從修法的草案來看，第一個問題點會在於如何界定社會及公共利益，公司法只能處理公司型的社企，但推動社會企業接軌國際，更該符合國際社企多元化發展之過程。尤其NPO型、合作社型，或儲蓄型等這些在台灣蓬勃發展的社會企業，該如何界定才能完善地囊括，還有待討論。

另一個問題點在於我們無法完全防杜「漂綠（green-washing）」之業者存在，可能影響社會觀感，或對小型社會企業業者造成衝擊。新增的法律內容允許兼益公司追求營利並兼顧社會或公共利益，但卻可能導致兼益公司對於營利之追求凌駕於社會公益，以至於不肖人士濫用此類公司販售商品及服務，損及股東及社會大眾權益。是否透過揭露報告以及某種程度上規範經營者的責任，作為配套輔助措施，我認為是可以思考的方向。

立法不是最迫切的需求
除了以上四點疑慮，也有人舉吉園圃標章為例，當初推動時就在大家反對下倉促上路，儘管現在與國際接軌的生產履歷出現，吉園圃退場的呼聲高振，但今年仍然編列了6,000多萬的預算推動吉園圃2.0，因為諸多原因，難以立即退場。

以上種種都指出社企發展都還有待更多討論，倉促立法，絕對不是件好事。在這邊，我也提出一份數據供大家參考：去年度一份對社會企業的調查顯示，有61.29％的社企夥伴認為不需要立法、專章，他們認為政策比較重要。歐盟社企政策白皮書花了兩年做調查，鉅細靡遺地分析社企在創建過程中，每個階段需要的協助。相較之下，台灣於2014年推出為期三年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，在2016年年底劃下句點，卻未能檢討過去的政策執行成效、擬定第二期的規劃，讓我覺得非常可惜。

我認為，現在社會企業最急迫的是建構生態系統。以社企發展相當成熟的英國為例，在生態系統的建構上，以政策提供諮詢與輔導、與強健的社企中間機構合作、健全社會金融與社會投資環境、簡化行政程序、建立民間發聲管道並培育社會企業種子。此外，英國政府也極力營造有助於社會企業發展的文化，如建立社會企業資料庫、訂定社會企業日（Social Enterprise Day）、舉辦消費者教育的活動（Buy Social）、每年舉辦全國社會企業成果展、舉辦社會企業競賽活動、促進社會企業融入各級教育系統、規劃相關研究等。

社會企業在初期所面臨的挑戰是非常艱巨的，最需要的是政府投注更多資源來培養建構能力、協助資金籌措、組織連結，以及社會價值概念的推廣等。台灣目前有公司登記、社企登錄、社企聚落、政府資源輔導及媒體報導等的社會企業，約為450家，數量與發展規模都還在萌芽期。因此我認為，在急著喊立法之前，應該思考的是，台灣的社會企業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

最後再提供一份數據供大家參考：韓國社企的成功率只有3％，而英國卻有40％，原因在於韓國政府採用立法加補貼，「由上而下」地推動，結果卻是扼殺社企自主性；而英國則是「由下而上」，讓民間自行孕育社會創新精神，政府從旁扮演政策輔助角色。我再次強調，立專法不是社會企業最立即的需求，太早立法也可能會限制社會企業多元發展的空間，最好的方式應繼續以政策輔助為主，待社會企業發展出一些典範或路線，再從中架構出適合台灣社會企業生長的法規。

雖然我綜合許多人的觀點，說明社會企業對於立法的疑慮，但自我揭露、透明可責就我認為依然是非常重要。以我當初創辦生態綠為例，儘管非常艱困，我還是堅持要遵守國際公平貿易標準的規範，自我揭露，提供具有ISO標章的國際公平貿易認證組織稽核，透明我的生產源頭與逐筆交易，以追蹤上游農民與其社區因此而改善。整個過程中，我覺得受益最大的是我與生態綠，因為隨時都可檢視初衷、累積更大的能量，創造社會改變的同時，與國際接軌、取信於人。

立法雖不是最迫切的需求，但也正顯示出台灣社企發展的真正問題。非常感謝修法委員會，把社會企業發展帶入公司法修法的討論，我也樂見更多人共同投入社企政策方向、立法與否的討論，社會企業確實需要更多人的參與，「由下而上」地讓討論更成熟，讓相關研究更完善。真心祈盼透過一次次的討論，可以促進大家思考社會企業生態系統的樣貌，以及在其中，我們能扮演何種角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