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出自11月14日，參加2020 臺灣躍升亞洲共享城市論壇之致詞稿及簡報。
今天很榮幸受邀，我訂的題目是從公平貿易城市到共享經濟城市。乍看之下，兩者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關係。但我想從一個更大的框架，來分享我對這兩者之間的理解。這個更大的框架，就是台灣社會需要的典範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。
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，台灣人長年以來，都在威權統治下生活。這樣的歷史，讓人民對政府既恨又愛，恨的是政府要你死，你就得死；愛的是政府要你活，你就能活。
進入民主時代，政治人物得要受制於輿論和選票，我們對政府少了幾分畏懼，但有個思維習慣卻遺留了下來：那就是自己討厭的，我們就想要政府來禁止；自己想要的，我們就想要政府來滿足。
有的人討厭這個、有的人討厭那個，結果就是法律越禁越多、行政機關畏首畏尾。表面上把弊病都給防堵了，同時也犧牲了人們的權利和自由。我在國會長期關切新創發展，當中最大的挑戰，就是一味防弊的法律制度和官僚文化，讓許多創新的能量都難以施展，整天擔心自己違法。
而我常說，民主時代，我們要有大公民的思維，我們自己才是主人，是我們要彼此互助、解決問題。而不是討厭什麼就叫政府禁止，想要什麼就叫政府提供。
政府，就跟左手一樣，只是輔助。
怎麼輔助？法規上要做調適，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，不要像過去那樣的恩給關係：人民看政府臉色做事、吃政府的軟飯。而是夥伴關係：各司其職一起解決問題。
我認為，這是台灣需要的，思維上的典範轉移。
在這個框架下，我們來看公平貿易的意義。
我們常覺得現實世界有許多事情不盡理想：弱勢勞工的勞動條件太差、偏鄉的教育條件太差、環境的污染太嚴重。我們想要追求進步。用過去的思維習慣，我們想靠政府來追求進步，用法規來禁止壞事，世界就會變好。把法律訂得像歐洲一樣，台灣就會變得像歐洲一樣。
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如果有這麼簡單就好了。以勞動法規來說，貿然拉高法律標準，有邊緣性失業的問題、有經營缺乏彈性的問題、有稽查人員藉此牟利的問題。這些問題又得要投入更多資源來解決，會衍生出許多社會成本。環繞著一例一休，整個社會吵了一年多，正說明了
靠政府來追求進步，不是萬靈丹。
相對地，公平貿易的邏輯則是：用消費支持好事，世界就會變好。透過第三方的認證和國際品牌的商譽，我們確保消費者花的錢，確實能用來追求他們想要的進步。不論那個進步，是小農的生活條件，是偏鄉的教育環境，還是對環境更友善的生產方式，
有多少來自消費者的支持，我們就協助成就多少進步。
我們是透過將倫理加入消費當中，鼓勵消費者不只關切眼前的性價比，還關切商品後面的影響力。我們是要建立倫理消費的文化來追求進步。因為有了消費者的支持，這些進步都是扎扎實實的，而不像訴諸政府追求進步那樣，會帶來許多流弊。
在這當中，顯示出對於「如何追求進步？」這個問題，我們在思維上進行了一次典範轉移。典範轉移不是非此即彼，有了公平貿易就不要法律規範，但我們希望找出一個方式，來讓人們可以彼此互助，成就人們想要的進步。
同樣的典範轉移，也發生在共享經濟當中。舉個例子，就是信任的問題。
現代社會當中，我們要跟大量的陌生人合作交易。這些人不是你同鄉的父老，可能你這輩子再也不會碰到了，我們怎麼信任這些人？過去我們靠政府來建立信任，對各個行業訂立了規範和標準，只要政府確實執法，那些合法的就是可信的。信任來自於由上而下的認證。
但是網路時代給我們新的解決方案，其他消費者對商家的看法，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來快速、低成本的獲取。過去口耳相傳的口碑，透過網路快速流傳。這就將陌生人之間、充滿不信任的單次博弈，轉化成了「你最好別虧待我，否則下一個人可能看到我的差評，就不來了」的重複博弈。而熟悉博弈論的朋友都知道，重複博弈，是信任和互惠的基礎。網路的發展，讓信任有了很不一樣的建立方式：社群參與、分散決策。同時間，網路資訊的可追蹤，也讓品牌商和監理機關，更方便追蹤失格、逾矩的人，確保出事找得到人。進一步幫助法制的落實。
共享經濟，讓我們看到信任機制的典範轉移：
不只是由上而下的政府認證，也可以透過社群參與和重覆博弈，調動起消費者的力量，來篩選出優質的商家、淘汰掉黑心的商家。
另一方面，有些攸關不特定大眾利害的社會問題，比方交通，我們過去習慣由政府來統籌資源，設計解決方案。但政府的決策可能出錯、可能徇私，出錯了如何修正？修正的誘因何在？如何提高政府決策品質和修正效率？這是政治學上始終難解的問題。
新加坡政府面對這樣的困境，它們選擇積極擁抱無人車。根據MIT和新加坡政府合作的研究，假使用眾人共享、隨選供應的無人車，來取代一人一台的自駕車
整個城市對車輛的需求，可以減少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
眾人共享、隨選供應的車輛，對紓解城市的交通壓力、提高人們的移動效率、降低城市的空氣污染，都有卓越的貢獻。而這樣的解決方案，靠算法來統籌資源、提高效率的解決方案，沒有網路是不可想像的。
共享經濟讓我們看到：藉由使用權取代所有權的想像能用原本意想不到的方式，來解決過去總是靠政府來統籌資源，才能解決的問題。將數位元素加入城市治理的想像當中，不只能提高既有資源的運用效率，也是我們發展大數據、人工智慧等未來產業，很重要的基礎。
回過頭來，談談公平貿易城市。
要加入公平貿易城市的條件，就如上面所述。過去我們缺的最後一塊拼圖，就是議會的支持。身為台灣公平貿易協會的理事長，我很榮幸地和大家報告，台北市議會已經在今年6月21日通過決議。台北市正式滿足所有條件，加入全球1878個公平貿易城市的國際網絡。成為亞洲第四個、華文世界第一個公平貿易城市。
但是要成為共享經濟城市，我們面臨到的挑戰更加艱鉅。最艱難的部分就是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。如同前面所言，過去一味防弊的制度和文化，讓許多數位、共享的經營模式，面臨到重重限制。
想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共享經濟城市，除了私部門的專業和活力，還需要公部門在行政上給予支持、在法規上進行調適。身為立法委員，同時也是立法院數位國家促進會的會長，我們辦公室長期關注和數位、共享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和法規。說到共享經濟，主要干涉到數據、金錢、技能、空間、物品的流通和交易。
關於數據流通，也就是串流平台的規範，現在有數位通訊傳播法，與電信管理法一同，正在蒐集意見。關於金錢流通，上禮拜財政委員會剛將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送出委員會，希望給新型態的金融服務提供更大的空間。關於技能、物品和空間的流通，會干涉到許多既有法規當中的行業規範和用地使用規範。
關鍵點在即將翻修的中小企業發展條例，新的名字會叫做中小暨新創企業發展條例。裡頭會針對非金融的商業創新，建立一套創新實驗、法規調適的沙盒程序。尤其是
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間，進行區域性、因地制宜的創新實驗
這會有助於地方政府累積治理的實踐經驗，形塑法規調適的解決方案。更是重中之重。
這些是我在國會，會盡力促成的法規調適。但是還有許多調適，尤其是用地使用規範和交通規範，是地方自治的權責，需要地方政府來配合。也希望各位專家能一同關切，有什麼意見都能不吝賜教，好將我們的既有法規調適得更務實、更有利於共享經濟的發展。
面對數位化、共享經濟的浪潮，我們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配合，需要公私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，還需要國際上的經驗分享。才能把思維上的典範轉移，落實到法制、文化、經濟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