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與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創家在德國參訪）
柏林，歐洲大陸快速崛起的新創基地，扮演著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。在十年前，柏林卻是荒漠一片，沒有產業，人口只有300多萬人，沒有什麼創新的商業模式，新的企業，也只是仿冒別人的商業模式而已，甚至有Clone Factory(複製工廠)之惡名。
但是在這十年內，知名的柏林創投Project A Venture、Germany Association，以及許多人，見證柏林的改變，柏林新創的數量、吸引到的投資、新VC的數量、大VC新設的辦公室…等，都快速成長，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。而2015年，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，獲得的投資金額，已經來到第一名。
這個故事在德國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很多年以前，對英國人來說，Made in Germany就跟Made in China一樣，德國製造曾經是一個劣質的代名詞，但是卻從谷底走出來，成為全球精工的代名詞，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貨品輸出國。德國從來都不怕落後，新創的浪潮也是，儘管柏林還是不如倫敦，但他們正在全力以赴、全面趕上。
柏林為什麼吸引新創？
柏林成為歐洲大陸的新創熱點，一開始是自然天成的。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，柏林的生活成本較低，無論租金或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，都比其他的城市低，但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，而柏林沒有產業，所以新的歐陸移民幾乎只能在新創公司找到工作。此外，柏林的薪資，相較於倫敦、斯德哥爾摩等已經非常知名的歐陸新創熱點，相當低廉，於是吸引了來自歐陸、甚至矽谷的新創入駐。
根據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所言，柏林除了較低的生活成本外，估值較低的新創公司、高比例的國際化員工、年輕的生態系、重複創業家的數量增加、創業家的品質提升、更高技術含量與創業的新創出現、投資環境改善、成長的天使投資數量，吸引了更多新的VC前來，變成了一個好的正向循環。
柏林新創變成一種社會運動
自發性的新創運動，也在各地風起雲湧，從柏林蔓延到德國各地。其中一個快速成長與擴大影響力的是Germany Startup Association（德國新創協會，簡稱GSA），一開始只是柏林新創協會、慢慢長大成為整個德國的新創協會，接下來將成為歐盟新創協會，辦公室將設在布魯塞爾。而參加GSA所定義的新創，必須要符合三個要件：公司的年齡必須要在十年以下 ; 商業模式或是技術必須非常創新 ; 已經或是準備讓業績有明顯的成長。
GSA的支持者，廣布校園、大企業與新創間。完全是公民組織，費用來自會員費以及企業的贊助，現有500名新創會員。GSA與歐盟合作，從2014年開始，每年做調查，出版歐盟新創調查報告（European Startup Monitor），了解每年新創的變化與動態，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。目前整個德國的新創數量約6000個，雇用了105,000的員工。雖然不大，但是他們認為新創是「The Industry of Future」。
一進到GSA的辦公室，「Germany Valley（ 德國矽谷）」進入眼簾，自信與熱情在與我們會面的法務與政策溝通顧問Tobias臉上展露無遺。GAS的主要功能，就是代表新創，與政府溝通，改善過時的政策 ; 推動新創風氣，舉辦許多聯誼活動 ; 針對新創所需，規劃相關課程等。
創投進化成為降低新創風險的幫手
另一個值得一提的，是柏林的另類創投Project A Venture, 其出資者是來自柏林知名網路公司Rocket Internet，而許多夥伴是來自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或是BCG。Project A Venture是柏林率先投資早期與A輪的創投，初始投資的方式包括合夥、種子輪與A輪加速期。與其他創投不同的地方，Project A Venture有一大群team，不僅負責市場研究、也擅長幫助新創企業強化以資料數據為基礎的市場行銷能力、發展商業模式、開發IT系統與產品、以及招募人才、吸引新的投資人，幾乎等於一個新創孵化器。
Project A Venture的做法有好有壞，就是管理費與營運費比其他創投多出許多，所以他們必須保持高獲利。不過，他們也吸引到許多大型創投與他們合作。專注的主題包含電子商務與新市場、數位設備、提供企業的軟體解方以及數位醫療。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直言，新創投要有思維，不然絕對無法與美國的大創投競爭，隨時會被市場淘汰。
創業家精神是長遠發展的根基
法規、資金與教育，是柏林面對新創發展的困境。事實上，德國的官僚文化、紙上作業的情況嚴重 ; 投資文化保守 ; 沒有典範級的新創、以及創業家精神不足，讓所有新創生態圈的參與者，都看到困境。根據GSA調查，新創所需的資金，與實際募到的資金，相差大約1億歐元，資金不足讓新創發展的動能不足。此外，德國保守的文化，讓投資新創並不普遍。
Tobias認為，美國有用退休基金投資新創，大學也可以投資新創，但是德國的法令卻不准，落伍的法令，也讓投資資金裹足不前。Holger也認為，在德國要帶新創IPO困難重重，大公司也比較沒有投資或是併購新創的文化。
此外，GSA也積極與政府溝通，推動「網路中立」、「資本利得減稅」、「實習生的最低保障薪資」、「創投法」、「歐盟一條鞭的新創資金市場」以及「新創的股票交易市場」…等。無論是投資方、新創方、教育方、政府方，大家似乎都看到的一個問題是：如何培育創業家精神？
但是…柏林被罵廉價沒好貨
為什麼創業家精神這麼重要？舉一個實例來談吧！儘管柏林新創是這麼這麼的活躍與亮眼，但是一位來自英國、在新創公司負責公關與品牌傳達的專家Shaun Kemp大大的打臉，他為文“How the Berlin startup scene is wasting its potential?”，直指柏林是「無階層組織、足球桌檯、滿地實習生與山寨企業的大陸」。
他的一位朋友跟他說：「在柏林，這裏的公司甚至不是真的公司」，一開始他也不懂，可是很快地他發現，「德國矽谷」在這裡是一種迷思。如果看看全球排名，前100名內唯一的德國網路公司，只有一家，而且是做阻擋廣告的軟體與服務。在柏林，看不到世界級的網路公司、看不到新創想要佔領網路領土，反而只看到想要快速獲利出場的新創。
他認為柏林新創公司無法成為世界級公司的原因如下：
-柏林還活在過去，落後國際級新創世界十年，數位經濟已經離他們遠去。
-柏林新創選擇模仿，而不是創新。
-柏林新創與裡面的決策團隊還是由男性主導，代表他們失去了大半的市場機會與人才。
-缺乏有經驗的員工，大部份的員工、甚至管理階層來自剛畢業的實習生。
-水平組織卻缺乏中間管理階層，更代表缺乏分層負責與溝通。
-水平組織也代表中間管理階層無力帶著他們的經驗參與管理，讓他們更沮喪。
-因為沒有分層負責的機制，所以事情總是拖延與開花。
-水平組織讓創辦團隊忙於執行，無暇思考創新的活動的專案。
更有瑞典的企業，因為成本的理由，而將公司搬到柏林，可是柏林有極好的潛力，不該只有廉價這個誘因，而浪費大好的潛力。德國政府有編列預算，支持大學院校提供創業家教育，但GSA的Tobias認為，創業家教育應該要從小學就開始。
反觀台灣，德國給我們什麼啟示？
在台灣，我們可能很難想像，德國其實跟台灣很相似：德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、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（例如車輛製造受到美國Tesla的挑戰、高級工業精密元件的生產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挑戰）、薪資已經僵固很多年、大企業不願意創新、新公司的數量下降、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…。儘管我們經常提到工業4.0，但是在德國，也只是剛開始的階段，預估明年才會有更多的中小型製造業加入。但柏林的新創熱潮，無疑是德國亮眼的強心針。
德國政府從2007年開始，就以國家資金贊助大學校園，推動高科技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化，近年更開始延伸這個專案，讓數位經濟也加入，同時也開始資助非特定產業的新創計劃。此外，也將手伸到以色列等高技術含量的新創城市，邀請創業家透過與德國大學合作，提供研發與育成資金。
近年來，GSA的報告指出，新創對於政府的滿意度提升，無非是政府與政黨開始聆聽新創者的聲音，並給予重視與回應，儘管離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。而德國政府與台灣不同的是，他們補助大學的創業家教育（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），而非大學的育成空間，更見台灣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上，應更加重視人才的培育而非硬體的補助。
此外，類似台灣資策會的德國公司PtJ，也是由政府出資成立，負責的業務主要是市場研究與政府資金管理。PtJ接受各級政府的專案資金，負責專案的放款與成效。不像台灣的法人機構，現今已經幾乎變成新創與創新的絆腳石，也無法反應新創的聲音，與市場脫節。此外，PtJ有市場研究團隊，精準的判定市場性，一切作業幾乎都是線上，不像台灣，政府提供給中小企業的創新補助，需要額外仰賴學者擔任評審委員，經常對申請團隊質疑奇怪的問題。
以PtJ的EXITS專案為例，該補助的設定目的，是為了釋放大學裡的高科技研究能量，讓它市場化。專案的補助標準可沒設奇怪的KPI，只是看創新度、市場性與可執行性（主要是團隊成員），經補助的研發成果，如非特殊需求，通常都是屬於研發者的。根據統計，有高達70%的新創在五年後依然存在。
而拖累新創發展的德國官僚文化，也是我們該引以為鑑的。讓新創人才與環境更國際化、創業的經驗值提升、培養出創業家精神、改善募資環境等，更是我們該優先著手、長久治本的地方。這一行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創朋友一起，他們相當羨慕台灣有關心新創的國會議員、有蓬勃生長的新創力量、有熱鬧積極的新創社群、還有開始與新創溝通的政府，更認為台灣有機會，成為東南亞的新創中心。
我們，是不是那個也有潛力，但是不小心就被浪費掉的新創熱點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