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金改革的議題炒得火熱，即將上路的長照2.0，也有各種困難需要克服。年金制度的無法永續、長照需求的膨脹，都是伴隨著社會高齡化必然湧現的問題。往者已矣，今天姑且不談它們。來者可追，我想跟大家談談高齡化社會的另外一頭——少子化的議題。我們該如何看待它？又該怎麼面對它？
從數字來看，歷經了198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腰斬，近十餘年的出生人數，其實已經趨近平穩。伴隨著新住民的加入、社會發展、生活品質提升，以往多子多孫多勞動力的風氣，已經朝向生得多不如養得好的方向發展，人口數量即將進入新常態。我們已不需將少子化視為亡國的大敵，動輒上綱到「要讓人人都生得起、養得起」，而可以多幾分淡定。問題在於，我們如何彼此合作，解決新常態伴隨的種種需求，帶動社會進步。托育專業化，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。
邁向托育專業化之路
台灣養兒育女的責任，大多落在家庭當中，這未必是壞事。畢竟嬰兒時期的親子互動，對父母和孩子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經驗。
但是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980至2013年間的調查，15至64歲已婚生育女性之最小子女，在未滿三足歲前之實際照顧方式，以父母自己照顧為主，但比率從82.75％下降到51.82％。承接照顧重擔者，除了孩子的祖父母之外（從14.64％上升到37.08％），褓姆、托嬰中心等專業托育者，比率也從3.61％上升到11.1％。OECD國家在2006年已經有28.1％的家庭採用專業托育服務，2013年更上升至32.9％。從這些數字當中，可以看到托育邁向專業化的趨勢。
現代社會的大趨勢，就是透過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和分工，來提升合作的效率。而過去的托育場所，往往是借用寺廟、店舖，幫手往往是親戚、熟人，高度依賴社區鄰里關係。時代變遷，都市化發展之下，傳統鄰里網絡淡出，光靠熟人之間的關係網絡，已不足以應付高變動的現代生活；於是陌生但可信賴的專業工作者，就顯得更加重要。沒有專業工作者來提供托育服務，父母（尤其是母親）不堪蠟燭兩頭燒，往往得要降低勞動參與強度，甚至無法留在職場貢獻心力、實現自我。
從相關研究（新北市家長對褓母及其托育服務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）來看，相較於家庭內的照顧（父母或親戚），家長對於褓母和托嬰中心的服務更加滿意。這顯示出專業托育工作者，的確能補足專業上的不足、滿足父母需求。問題在於，我們如何打造出更有效率的系統，讓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更可靠，在維持品質的同時壓低價格，來拉高專業服務的性價比，讓交易分工顯得更划算。
善用有限預算、啟動市場動能
提到壓低價格，大家馬上浮上腦海的念頭，就是擴大托育公共化，但是卻不談政府執行的效率問題，天下畢竟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政府沒有經費，是不可能調動人力、資源的。於是林萬億政委承諾將耗資60億元，於四年內大規模「擴大幼兒托育公共化」與「完善褓母照顧體系」。
但是每年的新生兒有20萬，六年就有120萬。每年15億的預算攤算下來，每個孩子一年只能分到1,250元，每個月連一罐奶粉都買不起。政府如果把預算直接砸在公辦托育，不但緩不濟急、可能只是杯水車薪。就算要擴大預算，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，政府罔顧財政現實、恣意擴大赤字，終究不是負責任的態度。政府該扮演的角色，是善用有限預算、啟動市場動能，好讓人們在交易中解決彼此的問題。
以日本為例，安倍政府推行多項友善職場政策，除了產假、育嬰假之外，也強調企業托育的推廣。日本政府對支援育兒的企業頒發認證，企業可以把認證標章印在商品上，一方面造福員工，一方面也提升企業形象。前年日本政府加碼推出更高標準的認證系統，並提供稅負減免，希望促進企業提供友善育兒的措施。
韓國也在其第二期「低生育、高齡化基本計畫」中強調打造家庭友善的職場與社會，積極促進企業設立托育中心、建立「友善職場企業」之認證，將「友善職場」的概念散播至職場中。
就算不談政府提出的稅負減免誘因，企業對員工育兒的支援，也不必是老闆單方面的佛心。根據美國一項全國性研究，員工的工作性質及工作場所的支持程度，比薪資與福利，更能影響員工的生產力。引進專業托育工作者，打造親子友善職場，透過分工提升效率，對社會、企業和員工而言，可以說是皆大歡喜。
政府一方面善用政策槓桿，撬動市場力量來共同發展托育專業化，承接現代社會的新需求。另一方面，面對商業機制的多樣可能性，政府也應該保留開放態度，讓民間有發展解決方案的空間。
面向市場的多樣可能
設置托兒設施，對企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，沒有一定規模難以負荷，而員工生育不一，也未必能確保托兒設施有效的利用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，僅靠企業托育的想像來打造友善職場環境，沒有彈性，肯定有力有不迨、鞭長莫及之處，因此更需要打破僵固的法規、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。
好比日本創業家藤代聰，成立「媽媽廣場株式會社」，在中小型企業群聚的地方，為企業提供派遣人員，並且聘請專業褓母，為派遣人員提供協助式的托育服務。
因為家長就在旁邊工作，孩子吃飯、換尿布由家長自己來，褓母的照顧壓力相對小。等於是家長合資聘請褓母，褓母少點照顧壓力、多帶點小孩。媽媽廣場模式，把派遣人員對托育服務的需求，和公司對派遣人力和工作空間的需求整合在一起，縮短職場和育兒之間的距離。
這樣既提供低強度專業托育服務，又幫助家長銜接職場的模式，需要一些彈性。如果政府將這種模式定位為專業托育機構，嚴格要求員童比，那麼褓母和家長就近協力、家長共同分攤褓母服務，彼此之間互蒙其利的多邊交易就會破局。
另一方面，實體通路媒合供需的潛能，也可能在托育專業化上做出貢獻。比方日本，便利商店配合專業褓母提供臨時托育服務，活用既有空間，媒合家長的需求和褓母的供給。但在台灣，這卻可能有牴觸法規的疑慮。
這些跨業變種，只是趨勢中的冰山一角。政府在面對商業模式創新時，需要多一點開放思維、少一點既有行業框架的局限，才不會讓民間能量合作的可能性胎死腹中。
用網路釋放專業托育者的潛力
至於虛擬網路世界，各行各業已經有許多平台，在媒合服務的供需兩造，卻也碰到不同的法規挑戰。比方「呼叫小黃」，就是沒收錢才能做，有收錢就會被視為實質上的計程車行，得把車行管制照單全收；長照媒合平台，則因長照法規定：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，會被認定為廣告行為而違法。
所幸目前政府並無法規禁止托育服務的網路媒合，不至於像「呼叫小黃」或者長照媒合平台那樣動輒得咎。但是既有的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（通稱「褓母系統」），其實還有很大的潛力可以開發，需要政府的配合。
褓母系統是由社家署建置，委託民間管理代辦的資訊系統。一方面讓有照褓母能登記媒合、二方面方便政府對褓母進行追蹤管理、三方面是政府對家長發放褓母補助津貼的依據。褓母照顧的孩童有變動、隨機現勘的結果不理想，都可以這個資料庫為基礎，進行變更及通報。
這樣的資料庫，理應成為褓母建立個人品牌、家長掌握市場資訊的重要基礎工程。但是政府做事，總是缺了點彈性和積極。資料庫開放可機讀介接，民間才能用公開訂價、雙向評鑑、金流整合服務、精準行銷、人工智慧等等機制，不斷擴充資料庫的價值，進一步利用網路來降低交易成本，讓我們能更有效率的合作，解決彼此的問題。
這樣的開放當然不是一蹴而就，資料的開放和隱私總是兩難，整包轉給業者也難避圖利之嫌。化解這道兩難的關鍵，就在於褓母的自願授權。以褓母的自願授權為基礎，將其個人的資料和民間資料庫進行同步整合，這些資料的價值才能夠展現出來。
這樣的做法，在法規上是可行的。問題是主管機關欠缺對應的行政規劃，資料是不可機讀的格式，褓母想要授權介接也無表可填。面對數位經濟帶來的變局，政府的腳步往往決定了社會的速度，不加快是不行的。
凡此種種，都說明我們可能如何優化系統，好降低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成本，迎接托育專業化的潮流。畢竟凡事仰望政府不切實際，福利國家也不可能一步登天。政府固然應該會同各界劃定規則，好面對數位化伴隨的系統性風險。但人們終於得學著相互攜手，解決彼此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