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31日，經濟委員會就要排審政院版的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。回顧一年多以前，我剛進國會就舉辦了「新創產業邁向國際的因應與挑戰」座談會，與會人士針對外籍人才在台工作、居留的困境，提出了許多第一線的觀察和建言，由此啟動了國發會的修法議程。如今看到這部法案終於要交付討論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說起改善外國人才來台的就業居留環境，大家直覺就會想到更多外國人來台，會帶來就業衝擊，多少白領工作會被外國人搶走了云云。座談會報導一出，我在PTT上立刻被罵翻，還被冠上「低薪白領外勞之母」的頭銜。帶頭提這個議題，分明是政治上的自殺，但不論是我或者行政院，為什麼還是甘冒大不諱，要提出這個議題呢？

這議題在歷史、政治、經濟的各種面向，我去年已有專文梳理，大家可以一併參考。在審查前夕，我特別想跟大家仔細講一講，改善外國人才的就業居留環境，不會只帶來單方面的就業衝擊，反而是台灣國際化的關鍵。國際化，又為什麼是我們自我提升的鑰匙。當中有兩個關鍵字：「知識」及「分工」。

從邊緣回到核心，國際人才是拉力
先來看這張主計處的統計表，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趨勢：1. 經濟成長率有下滑的趨勢；2. 消費和投資起起落落；3. 國外淨需求，也就是出口，也有下滑的趨勢。這張統計表看起來冷冰冰，傳達的訊息其實令人怵目驚心：那就是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需要我們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了。

我們雖然要謹記著蔣碩傑先生的教誨，不該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，對出口產業做出有形無形的補貼，走上只顧著賺錢卻浪擲資源的歧路。但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是：台灣是海島國家、資源不算充裕，我們需要出口賺錢，好為進口的資源需求埋單。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需要我們，是個重大的警訊。

出口萎縮的大環境，當然是包括中國紅色供應鏈在內的其他國家，在這些年迅速崛起，提供了更有競爭力的商品。但別人的進取不是我們可以置喙的，回過頭來還是得問問自己能做什麼。既然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長遠之計，我們還得在別的地方下功夫，那就是第一個關鍵字：「知識」。

這裡說的知識，可不是國民識字率、大學生比率、碩博士人數，這種硬梆梆的統計數字，只要政府砸錢辦教育、廣設大學，就能一飛沖天。而是海耶克所說的，用來滿足需求、面對變化、分散在社會上各個角落的、具體的知識。有了這樣的知識，我們才懂得怎麼善用在學校裡學到的技術、專業，去滿足國際社會的需求。

講白一點：希望國際社會需要我們，那我們就得知道人家需要什麼，才能想辦法去滿足那些需求；得知道什麼樣的產品、行銷能打到痛點、搔到癢處，才能說服人家掏錢；得知道要找誰，才能打通行政關卡、進入當地市場。而這些瞬息萬變的知識在哪裡呢？不在政府公報和教科書裡，而在各行各業的專家和庶民身上，分散在社會上的各個角落。

台灣人才的技術和專業，深獲國際社會好評。但是面對著數位時代和全球市場的變局，如何將技術轉換成性感的解決方案，將書本上的知識落實成人們願意買單的商品、投資人願意押寶的潛力股，卻還缺了點敏感度。「知識」，是我們可以反求諸己，努力加強的地方。針對國際人才招才攬才環境，正是要透過聘用外國人才，將他們的市場知識，導入台灣的產業生態系當中，幫助台灣回到重組的國際價值鏈。

分工是為了創造更多機會
接下來看看去年12月新加坡政府的統計，即使在緊縮的外勞政策下，移工的比例還是高達四分之一。開放的外勞政策，是新加坡立國以來的基本方針，他們不擔心這麼多外籍移工，排擠本國人的就業嗎？

對比1992到2010（1991年以前，新加坡沒有獨立統計本地居民失業率），台星兩國失業率相去不遠，新加坡的失業率也遠低於學理上的充分就業標準。想像中的就業衝擊，似乎並沒有這麼可怕。高所得、高成長、高就業，更是新加坡的標誌。怎麼會這樣？這麼多的工作和收入，是從哪裡跑出來的？

因為工作這東西，不像天然資源是你搶一個我少一個，反而在理論上是無限的。工作崗位是人們為了滿足各種異想天開的需求，要提供商品或服務時，彼此分工、截長補短，就會創造出來。正因為移工把本地居民不想做、不會做的工作做了，本地居民才能專注在自己更擅長的工作，提供更為國際社會所需要的服務。這就是第二個關鍵字：「分工」。

好比說前面提到的種種市場知識，產業能不能透過長期市場調研、深耕當地，來掌握到手呢？可以，過去的台商就是這樣幹的。但調研深耕，得投入多少時間資源？數位時代產業更迭如此迅速，又要花多少力氣去更新？與此相對，打造更國際化的職場環境，把外國人才身上的知識調動起來，幫助本地人才與國際接軌，才是事半功倍。彼此分工、互相增長，才趕得上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。

我們想要重獲國際社會的重視，就要盡可能調動各種資源、技術和知識，發展專業化的分工，來爭取各國消費者的青睞。要能在全球市場的供應鏈中，找到我們的角色，各國市場才會為更多的工作崗位埋單。不要把經濟當成分餅，只看著眼前的工作崗位，卻看不到對接國際市場，才是台灣真正的活路。（關於供應鏈思維，請參考這篇）

法案目前的爭點
原則說完了，回到具體的法案。目前引發疑慮的，最主要是第19條的尋職簽證，和第20條的畢業直接銜接實習。反對第19條的人認為，真正的人才哪會需要一年來找工作，應該是大家搶著要才對。這樣講的人，就太低估資訊不對稱帶來的困境，以及兩造在締結雇傭關係時的種種顧慮了。
從外籍人士的角度而言，移居台灣就業是何等大事，就算是比較沒有機會成本的年輕專業人士，人海茫茫中要找到企業文化、工作性質都對味的企業，談何容易。從企業的角度來看，欠缺共同的生活背景，要甄別眼前名不見經傳的外國人是否稱職，又得多幾分顧忌。

若是較為資深的中高階外籍人士，對應的工作機會本來就少，公司對這類職位的審核、面試也相對嚴謹。要找到合適的工作，花個一年半載是家常便飯。更何況外國人才入境尋職不偷不搶，身上的盤纏還能帶動台灣消費，一旦犯法，照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揪著一年的簽證期間，挖苦要花時間找工作的不算人才，未免太意氣用事了。

至於銜接實習，其實從2009年發布〈企業及法人申請外國籍學生來中華民國實習要點〉以來，稍具規模的企業早已能合法申請銜接實習。但是企業因此趨之若鶩，大搞假實習真低薪了嗎？我們看個具體的例子：陳宜民委員擔心本法一開放，原本跟中山工商長年建教合作的鼎泰豐，就要轉而找尋外籍學生來血汗一把，排擠中山工商學生了。

但其實根據上述的實習要點，鼎泰豐早就符合資格，可以申請外籍學生來實習了。鼎泰豐為什麼不這麼做？不只是因為人不親土親，而是本地學生有語言、文化上的顯著優勢，又有機會長期培養。相形之下，找外籍學生就算便宜，也未必划算。這正呼應了前面所說的，外國人才有外國人才的優勢、本地人才有本地人才的長處，彼此之間更多的是交相增長的分工，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。

既然長期以來，開放實習已是既成事實，說本法會造成多大的衝擊，就顯得杞人憂天。我們該擔心的，反倒是陳舊的管理文化和低薪的產業環境，無法吸引更多、更好的外國人才，來為台灣的產業升級和國際化做出貢獻。但眼前得先把居留就業的法規環境改善，再來用政策槓桿解決管理文化和產業環境的問題了。

想像一個世界的台灣
每次講到對外開放，總免不了挑動中國威脅的政治神經。委員會的審查當中，針對21條的港澳居民準用，想必也免不了一番討論。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正是因為顧忌中國，我們更應該要積極接軌世界。更多的各國人士在台灣安居樂業，享受台灣的民主法治、便利宜居、多元文化，讚揚我們即將成為亞洲第一個開放同婚國家的人權高度。無形中就將台灣的興衰利害，和更多國家的人民綁在一起。

就如同柏林，用友善的移民環境和多元的文化交流，激盪出各種創意，成為德國新創的核心基地，我也盼望台灣能成為亞洲，甚至世界的新創基地。其中關鍵的一步，就是在法規上改善移民環境，好讓更多的知識交流，將台灣人的技術和專業，打磨成世界級的產品和商業模式。追根究柢，得要國際社會需要我們的產品和服務，台灣才可能更加富庶。

我衷心希望草案出委員會時，我們能抬頭挺胸地對各國的朋友說：「你看，我們是真的歡迎你的」。因為他們不是外國人，而是和台灣人一起哭笑悲喜、走過大風大浪的夥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