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個周末，亞洲．矽谷執行中心風風火火開幕，但是對比政府的積極熱絡，產業界對整個計畫的態度卻是相對冷淡；講好聽點是抱持觀望態度，講難聽點就是等著看好戲。
雖然從「亞洲矽谷」到「亞洲．矽谷」，國發會一再強調計畫重點不在園區建設的硬體思維，而是要檢討法規政策、打造產業生態系，但是官民間的不信任感卻揮之不去。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
打破KPI主導的思維模式
綜觀國發會七十幾頁的亞洲．矽谷推動方案，裡頭羅列了各個面向的議題。從法規鬆綁到產業生態，從平台建置到資源對接，林林總總上百個項目。雖然百密難免一疏，但也看得出來國發會蒐集民間意見的用心。即使如此，但看完總讓人感覺不踏實。當我們在一個框架中極盡所能，卻難以讓人滿意的時候，也許就得要退一步來想想：是不是框架本身出了問題。而這個框架，恐怕就是KPI主導的管理思維。
攤開亞洲．矽谷的KPI，核心是「2025年要占全球物聯網經濟規模5％」。這個目標不只得跟自己比，還要跟其他國家比、在全球市場競爭，的確是充滿雄心。然而和其他的附屬KPI擺在一起看，就令人憂心忡忡；因為不論「成功新創事業」「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」「國際級廠商」，定義都很微妙，只要滑動一下定義就可以達標。
另一方面，「研發中心」和「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平台」，本質上是產業研發和物聯網模式推廣，都是業者自己得要去解決的問題，解決方案和模式也有各種可能。推動方案中將此定為政府施政的KPI，不倫不類還算小事，要是為了達標而撥公帑補助研發中心、建置平台，既然是公帑總不能放牛吃草。到時候業者為了配合政策，做一堆形式主義的白工，甚至接標案搞出乏人問津的平台，那就真是浪費資源、適得其反了。
正因為這些附屬KPI有徒具形式的危機，連結上這些年政府搞出各種蚊子館、殭屍App的印象，核心KPI就顯得搖搖欲墜，好像說得出做不到。怎麼樣扭轉這樣的困境？一方面政府得要調整KPI主導的管理思維模式，民間也該修正對政府的期待，改變才會有啟動的可能。
實事求是的Road map思維
以數字為基礎的KPI管理模式，當然是很重要的治理基礎。沒有可量化、可互比的數字，我們就難以評估施政的績效和社會發展的狀況。但是政府的施政，如果只局限在KPI思維主導之下，整個行政部門就容易只看著遠方的KPI，為了達標而竭盡心力。
這在表面上給予各部會「只問目標，不問手段」（當然，手段要以合法為前提）的空間，但實際上卻可能將部會的注意力，引導到好高鶩遠，卻未必符合當下現實情境的數字上頭。剛剛談到的各種附屬KPI，正可能落得如此下場。「亞洲．矽谷」中羅列的上百項議題，也正因為這種只看遠方、不看眼前的思維，而顯得面目模糊。
現實中有各種問題，但資源有限總要分出輕重緩急，往往一個問題的解決，正是通往下一個答案的道路。這種心中懷有遠大目標和階段性規劃，但仍專注解決當下最迫切問題的模式，正是Road map式的管理思維。帶著這種思維，推動方案就不該用太多形式化的KPI來轉移行政部門的注意力，而是要釐清各種問題的輕重緩急和階段性規劃，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。
如何釐清輕重緩急，閉門造車當然是行不通的。所以德國在推動工業4.0的時候，著重在打造產、官、學、勞的溝通平台。政府在裡頭不是單方面主導政策方向，而是促成溝通、維繫的角色，各方溝通討論，持續滾動檢討，不斷調整施政步調。但這樣的平台，若缺乏來自民間的多元參與，是沒有意義的。
現實的政治需要多元參與
數位經濟浪潮下，營業型態的創新紛起，各種跨域跨業的合縱連橫，免不了衝擊到既有的法規和業者。種種的政治角力，在這個趨勢下越演越烈，政府在當中兩面為難。一方面是既有規範下已經習以為常的業者，總想要固守原本的模式，來排除新模式、新業者的挑戰。二方面是民眾在劇變當中缺乏安全感，往往回頭尋求政府的嚴格管制，希望政府來排除各種風險。
即使我一再提醒，我們永遠不可能真正排除風險，只能學著和風險共存。即使小英總統公開鼓勵數位經濟發展、支持金融監理沙盒（後來官方文書中改用「金融科技創新」這個詞了），在這樣的政治現實當中，這些意志要落實到政策都會遇到很多阻力。
舉例來說，這個月剛拍板的物聯網低功率頻譜開放問題，原本預計在2016年7月就要定案。國內外的物聯網業者也引頸企盼，希望能在明確的政策框架下，發展軟硬體和服務網絡。卻因為卡到ETC原有的頻段，一拖就是半年。再比如說，非侵入式醫療器材開放網路販售，多年來已取得產官學各界的共識，卻只因為醫材公會的影響力，始終只聞樓梯響、不見人下來。
我們認清政策不是在清潔無菌的實驗室中擬定的，而是與現實世界的各種利害有千絲萬縷的糾葛，就更知道參與政策形成的重要性，甚至必要性。多元利益的開放參與，是民主政治的艱難，也是機會。各方可以說理、提供論據、商討解決方案，有時候更得碰上後頭血淋淋的權力鬥爭。下場參與不見得能盡如己意，但袖手旁觀肯定讓權力旁落他人。
有開放的社會，才有矽谷的土壤
正因為看重多元參與，所以在亞洲．矽谷推動方案當中，我倒是特別在意其中一個角落，就是「善用線上平台，因應創新法制議題」（詳見下圖）。線上平台的公開討論，雖然可能成為開放參與的樣板，但也有成為多元參與機制的潛力。有明確的產、官、學、勞對話平台，才有釐清議題輕重緩急的機制，產業碰到的具體困境和燃眉之急才能排入議程。
接下來的方案執行當中，我期待看到公部門花更多力氣搭建多元參與的對話平台、提升整合需求、擬定政策的效能，陪著業者一步步解決問題。而不是追逐自己出題的那些附屬KPI，越俎代庖去搭建教學平台。畢竟那些市場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，政府做的不會比業者更有效率；市場需要政府給出明確、穩定的法規框架，業者才能依循著框架來推動業務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。
另一方面，我可以理解民間業者對政府缺乏信心，而且有專業技術、商業模式的人，到哪都吃得開，好像沒有必要非得進來淌這個渾水。但如果有識之士不進場，局面肯定會走向有識之士不樂見的方向。我們辦公室雖然能力有限，但是很樂意扮演一個入口，協助大家整合意見、串連能量，將影響力導入政府體系當中。
可是，不論再多的討論、再開放透明的參與機制，如果整個社會沒有養成習慣，去叩問種種規範的意義何在？當初設立規範的時空背景是否已經改變？規範的目的，現在是否有更新、更高效率的解決方案？一味以規範尋求心理安全，要思考須付出什麼代價？
如果我們不試著去問這些問題，學著開放自己的心態、承擔必要的風險，種種的改革，都難免遭遇政治上的阻力，終究胎死腹中。
就如同第一位真正的美國人——富蘭克林（Benjamin Franklin）所說：「那些為了得到一時安全，而放棄永久自由的人，既不能得到自由，也不配得到安全。」我們想要師法矽谷，就得要學習跟風險共存，讓創新的思維和作為，成為一波新的社會運動。最後驗證亞洲．矽谷是否真正成功的，不是政府自問自答的KPI，而是這塊土地的法制框架和社會文化，能不能讓人才放手衝刺、長不長得出堪為典範的新創公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