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我參與由李麗芬委員發起的立法院兒少權利連線東京參訪團，與周春米委員、呂孫綾委員以及民間專家學者，一行13人一起在東京展開了五天密集的兒少福利參訪行程。記得在上會期，我與李麗芬…等委員，一起召開了一個「幸福企業新願景：新設企業托育模式」公聽會，希望解決企業辦理托育的法規問題，創新托育政策，進一步鼓勵企業，加入提供員工幼兒托育之列。因此，這次我們日本之行，特別考察了日本企業GMO的員工托育中心。

GMO是日本知名的網路集團，旗下已經有19家公司在東證掛牌上市，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與留用，目前全球有五千多名員工，在日本的就有四千多位。GMO的員工托育中心，與其他辦公樓層分開，位於GMO企業大樓的七樓。可以受託照顧0歲到3歲的寶寶，至多可到15名幼兒。平常爸媽早上八點，就可以送寶寶到托育中心，最晚八點前帶回家。一共有十個保育員，因為要輪班，同一時間的保育員大約是7~8位，員工每個月繳交的費用是15000日幣。當排隊送托的員工過多時，依照工作資歷與薪資高低為進入條件，資歷高或是薪資低的，可以優先送托。

在台灣，托育中心的設立是以地面地面層到三樓為限，因此我們注意到日本企業的托育中心能設置在七樓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日本把企業托育與營利性質的托育中心分開，因此規範托育中心的空間法規，並不適用企業，故企業托育沒有樓層的限制，但是跟台灣一樣有照護比例的規範，而GMO公司因為托育中心獨立在一樓，並沒有連著辦公室，為了安全起見，保育員的人數有比法規規定的比例高些。

GMO發起托育中心，是因為員工要求。一向注重人才留用的GMO，在一次員工調查中，得知員工最期待公司：1. 有食堂提供午餐、2. 有幼兒托育中心、3. 有按摩服務。此外，GMO也發現到女性員工因為生育而離職的比例偏高，為了挽留優秀的女性人才，於是依照員工意願，在涉谷的總部大樓，設置了托育中心，果然員工滿意度大幅提升，甚至在與其他公司搶人才時，因為有這項福利，反而吸引人才進來。

日本企業托育的創新其實不過剛從2015推行，動機是來自人口危機：人口老化、少子女化的問題使日本勞動力短缺，而日本婦女在生產後離職的狀況又非常普遍。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已經達到歷年新高的66%(2016)，企業還是不斷需要填補職缺。因此，企業為了留住員工，政府為了處理人口問題，於是支持企業設置托育設施的政策。

2000年日本政府逐漸私有化幼托和2012年，日本通過法律讓小規模的幼托中心可以更容易成立，2015年這項法律開始被實施。一夜間，1655間小規模托兒中心（約全日本幼托中心的7%，總共約24,000間）得到執照，並且可以拿到政府補助而降低收費。預計這些小型托兒中心將有效回應家長對托育服務的急切需求。

2015年一篇抨擊日本政府托育政策的部落格引起軒然大波，迫使首相安倍積極回應，承諾有效縮小日托中心的候補人數。面對快速老化且縮小的人口，安倍政府也把促進女性勞動參與列為經濟政策的支柱，讓婦女能夠留在職場並安心育兒。托育政策多管齊下，尤其，日本政府積極和企業合作，期望企業在少子化議題和勞動力危機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，類似臺灣的工商總會，日前同意在擴大幼兒照顧服務上，貢獻三千億日圓，也有許多企業響應政府政策，開始設置幼托設施／措施。

企業托育若由企業自設，最大的優勢在於，家長不用再去和地方政府登記排隊，也不用送去品質堪憂的寶寶旅館（全天收托，但教保員不一定有執照，品質也不一，卻還是合法機構），而能就近在工作場所或公司附近送托孩子。服務品質和安全規範上，企業托育因受政府補助，有一定的規格要求；也多和教育機構合作，能夠提供專業服務；再者，為提升員工效能和福利，企業負有相當的管理責任與成本。

2016年日本政府開始將補助引入企業，鼓勵他們設置自己的托兒設施，至2017年二月有500家企業得到補助，可以開設600間幼兒日托中心，約可以照顧14,000個孩子。

跟臺灣的性別工作平等法一樣，日本法規規定100人以上企業需設立或提供托兒設施。日本政府補助較臺灣多，約可以涵蓋企業新設托育設施的75%，營運費用也可涵蓋約80%。臺灣對企業托兒設施的補助，新興建者最高是兩百萬，已設者每年五十萬，提供員工送托子女到托兒機構者每年六十萬。此外，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放寬安全規範，例如只要托兒機構附近有公園的話不一定要設有遊樂空間，也鼓勵放寬員生比。目前更積極規劃在車站出入口設置托育中心。

隨著時代變遷，在面對少子化的社會，女性儼然是重要的勞動力、生產力來源，日本不斷創新托育的管道，讓企業也能夠參與，不但有助於提升女性就業意願，也能減輕新手爸媽的育兒焦慮。這也是我與李麗芬等多位委員，積極呼籲的原因。期待各界也能支持，政府盡快提出政策與配套。